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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杰部bob长说:我对他怀有深深敬意!

点击量:561    时间:2021-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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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b作为曹本熹的儿子,曹珏虽然许多时间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但对于父亲工作上的成就仅停留在“化工专家、总工程师”这样的模糊认知里。退休后,2010年他与人共同编写回忆父亲生前事迹的《耿耿丹心昭日月——曹本熹纪念文集》,在与父亲生前的同事、好友、学生的交流中,他才慢慢了解父亲为我国核工业、化工事业和石油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怎样的杰出贡献。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才更加深入地感知到父亲的精神品格。

  1946年,曹本熹从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应聘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受命筹办化学工程系。经过三年奋斗,新中国成立时,成立时间最短的清华大学化工系已经是全国最大、实验条件最好的化学工程系,在全国高等院校中也是具有相当规模的系科。

  1953年,在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曹本熹担任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负责教学筹划。曹本熹成为北京石油学院的奠基人之一。

  1963年,在我国核燃料工业技术攻关的关键时刻,曹本熹再次服从组织安排,调入核工业系统,任二机部二局(核燃料局)副局长兼化工总工程师,此后,一直到1983年病逝,他都在核工业系统工作。20年间,他参与组织领导核化工领域一系列重大科技攻关,满足了核武器研制和核材料生产的需要,为核工业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曹本熹与妻子魏娱之共育有两个子女。在曹本熹留学英国之前,魏娱之生下了他们的大女儿曹瑛。1947年,曹本熹与妻子有了第二个孩子——儿子曹珏。那时,他们一家四口就住在清华大学分的平房里,与另一户人家共用一个院子。

  五六岁前,曹珏一直住在清华大学。他现在依稀还记得清华园的家,充满了生活的趣味。院里的空地上搭着葡萄架,种着蟠桃树、蜜桃树等果树。一到果实成熟的季节,他和姐姐争相摘来吃。姐弟俩过生日的时候,妈妈会花功夫蒸一个大蛋糕,全家人聚在一起品尝,其乐融融。

  一到周末,曹本熹还会抽出时间带着妻子和女儿,叫上他的学生,相伴去爬香山、游颐和园,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像朋友一样。可惜那时曹珏太小,走不了多少路,更爬不了山,只能留在家里让保姆照顾。

  在曹珏的记忆里,家里很早就有相机,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少见的。家里的相机更新换代了好几个,都是喜爱摄影的父亲买回来的。早些年他印象最深的相机有两个,一个是德国产的镜头能折叠的135相机,这个性能在当时非常先进,另一个是父亲去苏联考察时买回来的苏联相机。不仅如此,父亲还从苏联带回了一个精致的放大机。后来这个相机和放大机都捐给了浙江丽水的一个摄影博物馆作为展品展出。

  曹本熹用这些相机为自己和家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记录了儿女一路成长的足迹,也记下了夫妻相携一生的生活场景。他们一家人多年生活的影像,装了厚厚的好几本大相册。细细翻看,有他们在家中的生活照,有游园时的留影,有朋友、学生来家中交流的画面,有曹本熹夫妻晚年含饴弄孙的场景。此外,还有风景照、建筑照等。一幅幅照片,诉说着岁月静好。

  受父亲影响,曹珏从少年时期,就开始迷上摄影,这个爱好持续多年,退休之后,更是成了他的乐趣。

  曹本熹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就是年级篮球队的主力。在北京石油学院任教务长和副院长期间,他提倡学生要热爱体育以强健体魄,还带头参加校运动会。虽然那时他已人至中年,依然充满热情地参加比赛,风采不减当年,夺得了好几枚奖章。现在这些奖章在中国石油大学保存。在核工业工作期间,他是一名乒乓球爱好者,经常下班后先打一个多小时乒乓球,然后才回家。

  等儿子大些了,曹本熹还喜欢和儿子一起去看体育比赛。这也是曹珏印象中与忙碌的父亲为数不多的单独相处时刻,也是他最开心的时刻。曹珏记得,无论是篮球、足球还是排球,只要一听说北京有比赛,曹本熹都会想方设法买到票。不过有些比赛的票很难买,有时只能抢到一张,曹本熹只好“忍痛”把票送给儿子,自己在家等儿子回来跟他描述战况“解解馋”。

  文艺方面,曹本熹酷爱听古典音乐,最早是用留声机,那时家里买了许多黑胶唱片和塑料唱片。受父亲的影响,母亲和姐姐也渐渐地爱上了听古典音乐。偶尔,父亲会招呼全家人一起坐到沙发上,放上一段音乐,静静地欣赏。曹珏印象中,上世纪六十年代家里最常响起的曲子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作为高等院校的系主任、副院长,在担任行政职务的同时,曹本熹依然坚持不懈地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课,还经常亲自出考题。这些考题他自己要试做两遍到三遍以确保准确无误才出卷。而他教过的学生,多年之后还非常感念恩师的耐心栽培。

  曹本熹在北京石油学院带的研究生郑远扬,曾在恩师诞辰95周年前夕,给曹珏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诚挚地写下了这句话:“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是做曹先生的学生。”

  郑远扬攻读化工研究生时有一门化工数学课,曹本熹要求学生们采用自学与讨论的方法完成。对于大学只学过微积分的郑远扬来说,这门课的数学内容有些艰深,自学起来很是吃力。曹本熹知道后,每周单独给他补一次课,地点就选在自己家里。

  郑远扬还记得老师家的书房里,向北的窗下放了一张老师和师母共用的旧双人书桌,占了书房的大半面积。屋里还有一对中置茶几的小沙发。每周一下午,bob在这个书房里,曹老师耳提面命“一对一”教他,先问他一周的学习情况、疑难问题,给予答疑后,再检查笔记、提问,然后布置下周的学习任务和习题,往往一个下午很快就过去了。而当时同为北京石油学院老师的师母为了给他们腾地,只能到图书馆或者实验室去备课。

  为纪念老师,郑远扬在2009年11月给曹珏写信,建议尽早向曹本熹生前的亲友、同事、学生们约稿,汇集成册出版,这是《耿耿丹心照日月——曹本熹纪念文集》于2010年出版发行的原因。今天,撰写回忆文章的不少作者和被采访者已故去,曹珏感慨,纪念文集出版,总算没有留下太多遗憾,但是,要早几年做就更好了。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和党派人士被定为了“分子”身份。而曹本熹作为负责人的北京石油学院中国同盟支部,盟员却无一被划为,这与曹本熹的有意保护是分不开的。

  北京石油学院的司机每次送曹本熹去校外开会,如中午不能回校,曹本熹要么先在开会所在单位的食堂买一份饭送到司机师傅手中,他再去吃饭;要么自掏腰包,让司机师傅在外边买饭吃。

  曹本熹调离北京石油学院后,还曾托该院的一位系领导,希望能将他曾经的秘书从行政部门调回教研室工作,以免其荒废学业。

  1962年,时任二机部二局局长的白文治同时收到了两份担任该局总工程师的推荐人选档案,一份来自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一份来自石油部。双方推荐的人选都是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生,当时也都是负有盛名的化工专家。白文治看了档案以后,一时难以抉择。

  后来,他去请教曾任清华大学的何东昌。何东昌向他详细介绍了这两个人,说了最关键的一句话:“搞学问,还是曹本熹高明。”1963年,时年48岁的曹本熹来到二机部二局。

  应曹珏的邀请,曾与曹本熹共事多年的蒋云清、王世盛,在近日一起接受中国石油大学的采访,他们回忆往昔曹本熹在核化工领域的贡献,不约而同地认为他是一个远瞩、且富有创新精神的核化工专家。

  随着曹本熹调到二机部,1963年春,他们一家四口也从北京石油学院家属院搬到了三里河三区63门5号。妻子魏娱之仍在石油学院任教,每周回来一两次,女儿曹瑛在清华大学化工系读大二,儿子曹珏在一〇一中学寄宿读初三,全家生活安宁稳定。

  不料,1963年冬,曹瑛被查出得了白血病,组织上以“回京汇报工作”的名义,让当时在四〇四厂执行生产任务的曹本熹回京看望女儿。此时正值核燃料生产的关键时刻,曹本熹心里惦记着工厂的生产,只呆了一个月,安排好女儿的住院和治疗后就返回了四〇四厂。跟随他一起在四〇四厂蹲点的王世盛,此间竟是一点异常都没看出来,“没发现曹总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他和平常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蹲点指导工作上”。直到1965年9月曹瑛去世,王世盛才知道此前一年多的时间里,曹本熹竟经受了失去爱女这么大的痛苦煎熬。

  对于曹瑛的去世,曹本熹没有任何情绪上的表露,甚至还同意了捐献女儿的遗体给协和医院做医学研究用。50多年后的今天,曹珏提起姐姐依然止不住眼泪,可以想象爱女儿的曹本熹当年经历了怎样重石压胸般的疼痛,不说不代表不痛。

  1980年以后,曹本熹的身体日渐虚弱起来,但直到1982年秋天,发现便血,他才去医院检查,医生确诊为直肠癌,动了手术。为了不影响工作,做完手术后不到半年,曹本熹便不顾医生的反对,带着套回去上班了。他照常翻阅文献搞研究、参加论证会讨论技术路线,为了接待外国专家自学德语,忙得像个陀螺,仿佛一点都没把病情放在心上。

  曹珏说,生病后的父亲从来没对家人和来探望的人,提过一句身后事的话,最后的日子也没有留下对家人的嘱托,只是尽力完成了他挂念的几项工作。

  曹本熹的去世对于妻子魏娱之打击非常大,几十年风雨相随的亲密伴侣骤然离世,她伤心到了极点。为了缓解情绪,音乐成了她生活的重要内容。儿子为她买了一台夏普777录音机,她为此特意订购了中央和北京的两份广播电视报,按报上刊登的音乐节目播出时间,定时用录音机把喜欢的乐曲录下来。那时,她录制的国外著名的交响乐、小提琴曲、钢琴曲的磁带有近百盘。

  这对相识于清华大学求学时期的夫妻,是化学系同班同学,有共同语言,平日里互动非常多。曹珏还记得,父母都在家时经常一起在书房看书、讨论化学问题,母亲有时候看不懂一些外国文献里的句子,父亲会耐心解释给她听。

  后来,魏娱之振作起来,开始积极参与关爱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公益活动,帮助有需要的老人。她还把与丈夫仅有的2万元积蓄,一半捐给了中国老龄委员会,一半捐给了月坛街道民政科用于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福利事业。曹珏说,母亲这样做既是为了曹本熹的心愿,也是自己对丈夫生前受病魔折磨的一点儿安慰。

  王世盛难忘这样一件事。文化大时期,曹本熹住着的一套单元房,被强行要求交出一部分与人合住。一套房子住了三户人家,由此带来了许多不便,特别是在曹本熹做完直肠癌手术后,合用厕所十分不便。直到他病逝,合住问题也未能解决。但他生前从未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他的严于律己,生活上的克己奉公,令人感动。

  在蒋云清的书柜里,一直放着一本1974年版的《英汉化工词汇》,这是他留存的恩师曹本熹的一件遗物。尽管此书已十分陈旧,但他仍不时地翻阅。bob每每看到此书原本未收录却由曹本熹用圆珠笔工整填补的新单词和译法,他都感到十分亲切。

  大家怀念曹本熹,正如二机部原部长刘杰在为《耿耿丹心照日月——曹本熹纪念文集》作序中所写的:“他的事迹十分感人,他的一生令人敬重,受人爱戴,是众多先进模范人物和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bob我怀念他并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2020年1月15日,在纪念核工业创建65周年座谈会上,曹本熹被评为中国核工业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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